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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時間:2015-02-16 08:57:00來源:字號:[ ]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郝時遠

       

        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是為了“區隔化”各個民族,而是為了實現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僅是政治、法律意義上的平等,而且是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平等,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條件之一。

        在多樣中求統一,在差異中求和諧,是實現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多樣性國家整合的必由之路

        在以多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世界國家格局中,國家的整合、認同和少數群體(種族、民族、宗教、語言等少數)權利問題,仍是普遍存在的難題。統一性與多樣性、同一性與差異性,在世界各國的政治文化中仍屬于最重要的關切之一。雖然蘇聯、東歐的多民族聯邦國家在20年前相繼走上了解體之路,但是聯邦制國家和正在聯邦化的國家卻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增加了13個。頗具蘇聯民族國家聯盟“加盟”模式的歐洲聯盟,也以“入盟”的機制將其成員國擴大至27個,構建“歐洲人”的認同亦是一些學者難以抑制的熱情,即便他們在無國界的“申根”國家中自由往來仍不得不攜帶多種或多用的電源插頭。這種現象或趨向表明,無論是1994年比利時因佛萊芒、瓦隆人的“語言之爭”而實行世襲君主立憲的聯邦制,還是2008年尼泊爾在廢除君主制后從民族、宗教、語言多樣性的國情出發改為聯邦共和國,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保障國家的多樣。因為“多樣性的容納能力是聯邦制的力量表現之一”(喬治·安德森語)。

        如果說這些歷史與現實的國際經驗,對我們有什么啟示的話,那就是在多樣中求統一,在差異中求和諧,是實現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多樣性國家整合的必由之路。對中國來說,在統一國家原則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符合這一原則和自身國情特點的先見之明。我們黨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提出“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重要觀念,就是立足中國國情對這一原則更加深刻的精辟概括?!鞍葑鳛槊褡逍詢r值的多樣性可以促進統一”(喬治·安德森語)因此,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實現中華民族整合的必由之路。在這方面不存在亦步亦趨模仿、追隨其他道路的選項。

        中華民族的整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民認同基礎。對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整合“是各個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協調。統一并不消除多樣性,因為它是在組織的一個共享的社團層次上發生的;整合是多樣化的補充,而不是它的否定”(E·拉茲洛語)。從民族的視角出發,中國各民族“共享的社團層次”就是中華民族,“各個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協調”就是中國各民族在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機制中共同繁榮發展、共享改革開放的成就。這是中國構建國家民族、實現中華民族整合的必然要求。目前,有關“民族國家”、“國家民族”的學術討論,已經成了熱門話題,尤其是學界重新展開清末民初中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視野、重新接續辛亥革命以后有關“中華民族”觀念演變的歷史,當代學人才開始前所未有地關注起了國家民族的問題(即“國族”這類話語)。

        中華民族的整合過程是各民族水乳交融的過程

        就世界范圍而言,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國民成分異質性的特點(種族、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因此也存在著國家認同、地區認同、群體認同(即上述異質性因素)的不同層次和界域。即便是被視為國民成分同質性程度最高的國家——日本,也已經不能回避大和民族、阿依努人、沖繩人、乃至其他移民的異質存在。但是,對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來說,必須在領土、主權、國防、外交、行政區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醫療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形成集中體現國家統一意志的體制、法律和政令,這也是毫無疑問的通則,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和維護國民認同。其中語言即是構建國家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甚至可以說:“實際上對官方語言的界定、標準化和教學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民族國家建構’的首要任務之一”(威爾·金里卡語)。

        對中國而言,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諸方面構成了國家的主體特征。例如,國家的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規范漢字是指經過整理簡化并由國家以字表形式正式公布的簡化字和未被整理簡化的傳承字”。這一“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和“規范漢字”對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來說,就是各民族需要共同掌握的族際交流工具,因為這是國家的通用語言文字,也是構建民族國家、實現中華民族認同的基本標志之一。這是對各民族的共同要求,漢族也不例外,因為絕大多數漢族傳承的“家庭母語”并非“普通話”。從這個意義上說,漢族在適應國家通用語言語言文字方面也存在“內部事務”,因為多種漢語方言、繁體字仍在民間社會、港澳臺地區、書法界、影視作品中廣為使用和傳播,“保護方言”也已經成為各個漢語方言通行、傳承區域的文化建設行動,甚至還出現過廣州市民“挺粵語”的街頭訴求活動,漢族的“‘雙語族’延續方言‘香火’”之說也頗為流行。因此,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族,學習和掌握普通話,都是在學習和掌握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這是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中華民族化”而非“漢化”。雖然漢族中形成漢語的“雙語族”要容易得多,但是以這樣的眼光觀察少數民族的“內部事務”和樹立中華民族的觀念,卻是情同此理的公正。何況還有受到國家政策鼓勵的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生活、工作的漢族學習和掌握少數民族語言的“雙語族”。

        由于漢族的各種因素構成了國家的主體特征,也就意味著漢族的“內部事務”更多、更廣泛地經過改造、規范而實現國家化、通行化和社會化。對于少數民族而言,無論是語言文字、文化習俗、經濟生活等要素,主要在聚居地區使用和傳承,都屬于自主管理的“本民族內部事務”范疇。同時,國家對少數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的尊重和保障,也使少數民族的“內部事務”具備了國家化、通行化和社會化的特點,諸如國家通用貨幣上的少數民族文字,統一出版國家重要文獻的少數民族語文翻譯本,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依法“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語言文字”、“以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語言文字為主”及其實踐,都屬于國家化的范疇(民族區域自治機關行使地方國家機關的權力)。比較而言,少數民族“內部事務”的國家化、通行化和社會化程度與漢族“內部事務”的國家化、通行化和社會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問題不在于“多”或“少”,而在于平等,在于各民族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做出的貢獻。當然,這種貢獻并非局限于廣義的文化范疇,民族自治地方在環境、資源、特色經濟、建設邊疆、鞏固邊防等方面的貢獻,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事實上,中華民族的整合過程是各民族水乳交融的過程。彰顯各民族特點的要素,都會在這種交融中出現“外溢”與“內化”的擴散和吸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族際關系的密切,在民族自治地方,少數民族“內部事務”外溢為地區事務的現象比比皆是,少數民族的文化因素、生活習俗等特點越來越多地成為地區文化和習俗的特征,并走上民族化-民間化-社會化-地區化-國家化的交融之路,全國的統一市場正在使少數民族的文化、餐飲、服飾、醫藥、土特產等越來越多地融入全社會。與此同時,伴隨著現代化進程,國家推動、市場通行、國際交流的諸種統一性、標準化的現代社會影響力(精神和物質),也在“內化”于各個民族之中。這種“內部事務”的“外溢”和“共同事務”的“內化”現象,也就是各民族人民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吸收和相互認同的過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已經得到了充分保障,落實和完善民族政策仍是民族事務、全社會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

        民族問題對中國始終是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且關系到黨和國家全局的重大事務

        民族在形成中發展,在發展中融合,在融合中消亡。這些階段相互交錯但不能逾越,也不能人為地去加快這一進程。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依然漫長,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奢談“民族融合”不合時宜,“宣告取消民族,……這是美妙的事情,而且將會實現,但只能在共產主義發展的另一個階段上”(列寧語)。民族只有在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自覺的融合,只有在自覺融合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自然的消亡。

        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的充分發展,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全面發展。而在現階段,努力消除各民族之間歷史遺留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盡快縮小現實中存在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別,就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發展是第一要義、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指出:“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各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相互幫助,共同因素會不斷增多,但民族特點和民族差異、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發展上的差距將長期存在。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對各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傳統、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心理認同等方面的差異,我們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視它們的存在,也不能用強制的方式加以改變。對各民族在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努力縮小和消除。這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我們進行長期努力?!睂Υ?,需要我們去深刻理解、付諸實踐。

        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階段性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這里所說的“全面”具有豐富的內涵,但是“共同”是核心內容。也就是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共同享有小康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活環境水平,它意味著整個國家具備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能力,具備保障以人為本的發展能力。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執政黨肩負著帶領13億人口走向現代化的繁重任務,其中包括西部地區長期、復雜、艱巨的發展任務。實現這一目標所要求的各地區、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就必須加快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提高發展質量,以盡快縮小東西部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使各族人民同步進入全面發展的小康社會,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社會基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甚至存在著地區、民族、階層等范疇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國民意識的整合、公民權利與義務的享有與履行、中華民族的認同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任重道遠,在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未來實現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中國不僅面對著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繁重任務,而且面對著消除歷史留給中國的各種“遺產”問題。在消除民族問題“歷史遺產”方面,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必由之路;在消除殖民主義“歷史遺產”方面,“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已成功實踐;在消除冷戰格局影響的“歷史遺產”方面,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的進程尚任重道遠,這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面對的重大事務。換言之,沒有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一國兩制”保障的主權獨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和中華民族統一,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對國家民族的定義或有缺失,但在眾多的國家民族定義中仍具科學性和現實性:“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對中華民族而言,共同語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共同地域——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含臺灣);共同經濟生活——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代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建立在各民族傳統文化優秀成分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共同心理素質——中華民族整合基礎上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對這些共同特性所強調的“缺一不可”,無疑都屬于構建國家民族的必備條件。這對我們理解“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肮餐边@一關鍵詞體現了國家民族——中華民族整合的內在機理,“共同”意味著平等、公正、共享和認同,在地區、階層、族別之間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顯著差距的條件下,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必然存在差異。更何況中華民族的認同對當代中國來說是一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新課題,中華民族這一國家民族概念不僅需要寫入憲法,而且需要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建設中形成共同的權利、共同的職責、共享的權益機制,建立這種機制就是為了縮小和消除各民族之間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方面的差距。通過政策差異的優越特點——“差異性配給的目的旨在達到平等的對待”(亞歷克斯·卡利尼克斯語),實現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甚至是跨越式的發展,這就是中國民族政策所要達成的目標,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的福祉所在。

        綜上所述,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為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解決民族問題是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長期面對的重大事務之一。國內外的實踐證明,民族問題不可能超越社會發展階段、急于求成地“一勞永逸”地解決,民族問題對中國始終是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且關系到黨和國家全局的重大事務。民族問題受到社會總問題的制約,與各種社會問題相交織,而且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我們需要吸收和借鑒世界范圍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理論,但前提是必須堅持、發展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族理論。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社會制度環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們立足國情觀察民族問題、評價民族事務不可忽視的基本原則。早在上世紀50年代,鄧小平就指出:“在世界上,馬克思主義能夠解決民族問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能夠解決民族問題?!敝袊厣鐣髁x理論體系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基礎上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其中包括了我們黨在解決民族問題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就是這一理論的實踐載體,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因此,必須毫不動搖地在實踐中堅持和完善。

       

       

      國務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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